本帖最后由 穿越者户外 于 2016-11-10 22:24 编辑
本次探望的六位抗战老兵简介：1，吕禄卿： 
老人自述：
1941年,我18岁，那时我还在山头郑学堂读书，日本人已经攻打到宁波一带，整天有飞机袭扰，生活极不安定。那年的正月，我赶到乡公所，向负责人要求自己上前线打日本人。乡里的人都笑我人太矮不同意我去。我据理力争，说自己马上就会长高的，最后我强烈的爱国心感动了乡公所的人，他们批准我的入伍要求。不久，我被分到军政部42补训处新兵营，驻地在浙江衢州。刚到驻地那天，一个连长来检查我们，我向连长报告说自己是志愿来当兵打日本人的，连长夸我觉悟高，就直接把我安排到连部，给我自由，那时别的壮丁都是关起来的，不能自由活动。训练结束后，新兵都要补充到前线去，连长没找我谈话就把我留下来，没有把我送到前线去。宣布命令前，我得到消息，着急的找连长，说明自己一定要上前线打日本人。当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刚毕业的排长也在场，听见我的要求后，对我说上前线一定要蹲战壕，拿枪杆子。本来我是被分配给团长当卫兵的，在自己的强烈要求下，我终于如愿了，被分发到第9军暂编35师第1团第1营营部，任卫生兵，师长劳冠英，团长谢介卿，营长只记得姓陈，义乌人，驻地在奉化的雪窦山。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奉化溪口，我们就隔江驻防，雪窦山有个很大的雪窦寺，我们部队就驻扎在该寺内。三个月后，我们部队调防到新昌曹州，没多久，浙东会战爆发，那时应该是1942年。那次会战，我们吃尽苦头，我所在的团全团覆灭，团长也身受重伤。在东阳歌山的一次阵地战中，最后只剩下我们2个人，我抓起一挺机关枪，匍匐在那里对准日本人猛打，坚持了10几分钟后，后面的援军终于赶到，我们也得救了。
惨烈的战斗后，一部分活下来的退到了丽水城里。收扰回散兵后，整编成一个营，原营长已经牺牲，由副营长尤云（四川人）升任营长。整编好后立即开赴前线，从丽水一直打到宣平、松阳，松阳这一战也是场恶战。在一高坎前，我差一点就被日本人抓住，日本人当中有许多伪军，他们大喊我缴枪，不许动，面对着两层楼高的高坎，我纵身跳了下去，那时我们部队用迫击炮打日本人，日本人伤亡也很大。那次战役是从1942年立夏打起，一直打到7月15日下火线。
经过多次恶战后，部队伤亡很大，伤病号也很多。由于我们部队是川军部队，许多原干部战士多是四川人，所以上级把我们部队调回四川整训，以便补充兵源。急行军途中，在一座高山上，山洪爆发，倾盆大雨把我们淋得好惨，没多久我就生病了。当时的医官对我很好（姓孙，诸暨人），他陪我走，每天掉队两个小时左右，还能勉强赶上大部队。在行军中吃的是粗糙米饭，怕米蛀虫，用石灰泡过的，很难吃。坚持到江西省安福县后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就留在了驻扎在当地的军政部20陆军医院第三病区。热心的孙医官把我带到医院院长办公室，院长叫我写几个字，我随便写了几个后，院长就收留了我，他把我安排在院总部，专门负责登记收容伤兵。大概一年后，我得了重病，全身发高烧，5天没吃过饭，连一滴水都没进过嘴。那时部队里不管别人的生死，没人理你的，我在医院躺了五天都没人过问。幸好有一温州老乡来串门，马上把我转到第三病区治疗，才使我得救。病治疗好后，院长又要求我回院本部工作，我说我要上前线，不愿再呆在后方。于是我被转到军政部第二休养院训练，该院院长为陆军少将姚永安，训练三个月后，我们被补充到中国炮兵第三旅（当时正值长沙会战期间，该炮兵旅全旅覆灭），准备调往湖南长沙。时陆路已经不通，部队翻山越岭徒步行进到广东韶关，再跋涉到湖南资兴时，在江西永新县补充的150个壮丁全部病死了。湖南属第九战区，司令长官薛岳命令我们造飞机场，他说我们四面被日本人包围，一定得造座飞机场，必要时可以坐飞机逃生。我们的任务是把一整座山头削平，那三个月的生活比牛马还不如，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不说，吃的都是豆腐渣打汤下饭，有好多战士活活累死、饿死，生活极其艰苦。三个月后，我们一批人联合起来，要求上前线去打日本人，结果我们被转到99军60师134团第1营迫击炮排。到江西赣州前线后，我们一直沿赣江和日本人作战，打到吉安的时候，接到上级命令，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，不用打了。于是我们部队开拨到江西南昌，接受日本人投降。
日本人投降后，部队开始整编，裁军，我所在部队先后裁了三次，最后所编的部队番号记不起来了，都没有裁到我，后来上级有命令说部队要开赴东北与解放军作战。部队到上海沪淞口时，我向连长表态，我志愿参军就是为打日本人而来，这么多次的枪林弹雨中我都没被日本人打死，现在打中国人，我不去！更何况，我这么怕冻，一到东北不是被打死就被冻死。连长知道我打仗很勇敢，也很正气，非常敬佩我的为人，就同意了我的请求。从上海返回天台过杭州时，我在杭州呆了一段时间，可惜在那找不到工作，就回家了，后来我教过书，做过小生意，解放后在县合作商店上班。
其中1949年3月参加临海游击队的事我得提一下。49年3月天台还没解放，生活极不安定，我在石塘徐村徐台绸的介绍下加入到临海游击队，当时的支队长叫褚尚土，副支队长叫梁老五。在那里三个月左右后，天台解放，我也就回来了。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，我因这段经历而饱受批斗，吃尽苦头。
其它情况：
老人爱人的原籍在嘉兴平湖，常年卧病在床，在嘉兴治疗，前不久还不慎摔倒过，现在老伴瘫痪长年住在嘉兴。吕老原来也住嘉兴，但常年住在外也不是个事，现在一个人住在天台一间只有几个平方大的小屋子内，吃喝睡做饭都在这间不足十平方的小房子内。去年老人不慎摔倒，摔断好几根肋骨，也是志愿者出钱帮老人治疗好。
2，施仁政 施仁政: 林华强先生以前对施仁政的采访记录如下： 我小时候，家里很穷，靠当挑夫养家的父亲向村里的财主以及我的干爹借利息供我读书。1940年10月初中快毕业时，母亲因病重去世，我听到金华在招考黄埔军校学生的消息，就步行到新昌，再乘车到金华报考，录取后，在金华火城庙等候各地的学生。那时，金华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，有一次，有两颗炮弹落在寺庙附近，一颗是个“哑弹”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将“哑弹”弄走。各地生员到齐后，我们从金华步行到江西陆口上火车；经过广东等地到广西宜山下火车，之后转到贵州遵义，又翻山越岭到重庆，再北上过秦岭在陕西宝鸡上火车，最后到达西安黄埔第七分校。 我被分到17期12总队步科第三队，总队长先是刘英，后是于厚之，队长郭思义，当时一队有100多人。2年后（1943年3月左右）军校毕业，我被分发到12军22师师部参谋系通信科任少尉见习参谋，驻地在河南宝丰县大石桥，军长是贺粹之，师长姚秉勋；我的任务就是向军部或向各团部传送文件、命令什么的，当时我专门配有一匹马，到军部或团部都是骑马去的。当时部队正与日军相持，部队的方针口号为：“部队化整为零，化零为整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进，以小胜为大胜，以战养战，争取最后胜利。”有一次我奉命到第66团去传送文件，到那时该团长刚好在吃饭，见我到来，先向我敬礼，再邀我入席吃饭。饭后还一起观看部队文工团演出的京剧“打渔杀家”，现在我还会完整的唱完该剧。一年多后，我被调回到第7分校军官教育队，任中尉教育副官，队长于厚之，副队长伍子贤。抗战胜利后，伍子贤邀请我到位于浙江金华的12军步兵11团团部任上尉干事，该团为临时编制，伍为团长。约大半年后，到杭州警察学校当教育班长，当时天台的陆荣阳在该校当队长，教育长陈宜生；又大半年后，东阳李希奋先生介绍我到324师971团当少校参谋，团长于秉钧，不久部队奉命调往上海浦东驻防。上海解放前夕，在于秉钧团长的带领下，我们全团投诚，在江北浦口集训半年多，我要求回家。 回家向区政府报到后，我曾教过书，也曾和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搞过清匪反霸工作，抓到过台湾空降下来的大特务，当时的大特务蒋连军就是被我们仔细排摸后抓获的。 运动开始后，我也难逃恶劫，被管制了好多年，书也没得教。 现黄埔同学会每月发给我补贴541元，别的没有补助。 老人在75岁时因患青光眼，眼睛瞎掉了，现整天只能与床为伴。以前老人诗书画全能，家里墙上贴的全是老人以前画的画。老人有一养女，现在和养女住在一起，全家靠女婿打工为生，养女曾带老人到嵊县眼科医院看过病，医生说没法治疗。 我们和老人告别，90岁的施仁政不希望我们走，他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不松开。 施仁政聪明过人，他说：“我会唱打渔杀家呢！”说着就引吭高歌起来。 我对他说：“你抗战有功。同时，你尽到了父亲的义务。——给子女关爱。” 90岁的抗战老兵施仁政笑了，我看见他还有两颗牙在他的口腔里顽强地站着。 我知道，我们走了，就剩下他和几头哼哼哈哈的猪了。猪圈，无疑是阴冷的。 2010-5-24
3，徐能求 92岁
身份证：332625192210313417
浙江省天台县平桥镇屯桥村
老人自述：
1943年初夏，本乡桥下范村范云秀从部队回家探亲，范云秀比我大三四岁，以前就认识的。在他的鼓动下，我也动心了，跟他去了部队。我们两个人从天台出发，经过临海、仙居、永康、缙云、龙游等地，历时11天终于到达衢州县城。在衢州小西门18号（还是16号记不清了）入伍，编入中央军事委员会警卫团三营八连二排五班，团长是少将楼秉国（浙江诸暨人），营长陈荣楚（浙江嵊县崇城人），连长胡时声，排长李凤奎，班长范云秀。每班16个人，每排50人，每连150人,我担任卫士。
我们用了一整天时间从衢州步行到江山，在江山文明坊看了社戏后第二天便出发了。从江山走到重庆，我们走了整整三个月时间。分别走过上饶、河口、大禹（据说产乌金的地方）、广东曲江、广西桂林、贵州独山、贵阳，在那里翻72弯，最后到达重庆黄桷垭，一路上不知道累死病死多少人，好惨啊。部队驻扎在中梁山附近，每天训练，先是训练立正稍息、原地停止间转法等动作；一个月后练爬木板，三米高的木板用绳索拉起来，每天翻爬木板，单杠、双杠、木马也是天天练；训木马太苦了，先是可以手碰木马的，后面手不能碰木马，直接跳过去；再后来练习射击，子弹随你打，不限制的。我射击练的好，瞄的准打得更准，三个月训练结束后全团射击比赛第一名。抗战胜利后部队裁员，我们几个老兵都打报告要求回家，结果只有我一个没被批准，说我枪法好，不让我回家。
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蒋介石服务，确保蒋的安全。到抗战胜利时，我一直担任卫士工作，在蒋住的地方或出发各地活动时，无分昼夜，都由我们轮流值班，担任护卫，经常能见到蒋介石。我们这些警卫绝大部分都是浙江人。抗战胜利后我们于1946年春到达南京，住在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里。那时我已经是班长，蒋视察老家浙江奉化时，我作为警卫全程陪护。后来部队改编为国防部警卫团，我破格提升为排长，后调营部副官，49年12月在成都起义，在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学习6个月后回家。
解放后老人饱受批斗，所有证件都被没收，惟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教导总队结业证书，当时塞在房梁上才幸免于难。老人和老伴身体都不大好，已经失去劳动能力，住的房子已经倒塌，目前住在儿子家里。除了每月140元的浙江高龄补贴外，没有别的补助。
4，许万照  今年4月12日，新寻访到平桥镇枫树殿村抗战老兵许万照。许老惟一的儿子早早去世，两个孙子长年在外打工，极少回来看望老人。许老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旧的木结构老房子内，烧饭、洗衣全自己动手。居住在如此黑暗、低矮、潮湿的老房子内，连邻居都极少会进其家门陪他聊天，一年到头极少有人来看望他。10月19日正逢许老生日，红心社小伙伴们又起早忙碌开来，张罗着为老人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宴。许老家的灶台如此低矮窄小，与叶季全老人的水缸灶有的一拼。红心社众女将不畏艰难，冲洗灶台、到邻居家借锅、洗菜切菜、洗锅刷碗、弯腰俯身炒菜，在稍一转身便会屁股碰屁股的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没有一人抱怨。许老在天台幸存的50位抗战老兵中年纪是最轻的，但抗战故事、与日军面对面做战情节却很多，几经生死，多次负伤，是一位真正久经考验过的抗战老兵。许老头部、手部丶腿步等多次受伤，左手中指被弹片击伤。兄弟3个，大哥胡定庆自告奋勇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，在79师与日军奋战。1941年8月，四明山游击队陈天桥部驻扎在水竹湖村，村人许世炼、后王村王和跃相约一起到该部当兵。许老因年龄小才14岁，被特务连连长辛元龙留在身边任勤务兵。后听老兵讲这支部队的老兵是原79师的人，在与日作战时被打散。没几天，游击队转移到平桥镇上曹村开岩室内驻扎，特务连人不多，才七八十人，许老一直担任辛元龙(甘肃人)上尉连长的勤务兵。时番号改为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，师长陈天桥换成何涤方，每人左胸前挂＂荡寇＂的符号。二三个月后，部队经西坑里急行军至东阳茶场，二天后返回天台，驻扎在平桥镇上陈村。一天夜里接到命令去城西玉湖村攻打投敌的88团。打了两天后88团退往新昌方向，游击队转移到临海的白水洋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大道地内。时辛连长因家事而被撤销了职务，转到第四营营部任服务员，我也跟着辛连长到了四营营部。四营营长陈庆年，湖南人，老婆绍兴人，见我蛮机灵又识几个字，招我为他的勤务兵。又几个月后，辛连长联系到昔日战友罗振中上校（湖南人），在象山＂苏部＂第一大队任大队长。于是辛连长又带许老和王和跃投奔象山该部。＂苏部＂一共才两个大队，许着山连长留在第一大队大队部，我又被新选为罗振中的勤务兵，王和跃安排在第一中队机枪班。一大队大队部驻在象山县石浦的黄公岙村，在象山两年左右，多次偷袭日军据点。曾攻打过石浦、盐仓、县城，攻打石浦这次最危险，另一个天台黄水老乡战死，许老右脸也被弹片击中，鲜血直流。有一天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许老所在部队的驻地黄公岙村被日军突袭。幸一伤兵刚从医院出来，与日军撞到后被日军直接射杀。许老等匆忙边打边撤，总算冲出包围圈，但还是有一名队员被俘，大队长的马匹等都被日军抢走。这一损失令苏本善大为恼火，撤换了第一大队大队长，后任大队长叫葛飞。1944年底，＂苏部＂司令部移居天台县张思村，罗振中也跟到天台，我仍旧担任罗振中的勤务兵。大半年后部队又转移到嵊县谷来村一山谷中，命令兵士造了多个碉堡。日本人投降后进驻绍兴城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寺院里。1946年立夏苏本善部队解散，许老要求回家，务农一生。 一大桌美味佳肴很快便上桌了，当大伙团团围住许老一起吃生日宴时，许老激动的满眼泪花，一个劲叫大伙吃菜。平时多么孤单的老人，连自己生日都忘记了的老人，全身多处患病一直喊随时会去世的老人被大伙的真情感动了。面对羡慕的邻居们，老人显得很自豪．．．今年4月12日，新寻访到平桥镇枫树殿村抗战老兵许万照。许老惟一的儿子早早去世，两个孙子长年在外打工，极少回来看望老人。许老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旧的木结构老房子内，烧饭、洗衣全自己动手。居住在如此黑暗、低矮、潮湿的老房子内，连邻居都极少会进其家门陪他聊天，一年到头极少有人来看望他。10月19日正逢许老生日，红心社小伙伴们又起早忙碌开来，张罗着为老人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宴。许老家的灶台如此低矮窄小，与叶季全老人的水缸灶有的一拼。红心社众女将不畏艰难，冲洗灶台、到邻居家借锅、洗菜切菜、洗锅刷碗、弯腰俯身炒菜，在稍一转身便会屁股碰屁股的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没有一人抱怨。许老在天台幸存的50位抗战老兵中年纪是最轻的，但抗战故事、与日军面对面做战情节却很多，几经生死，多次负伤，是一位真正久经考验过的抗战老兵。许老头部、手部丶腿步等多次受伤，左手中指被弹片击伤。兄弟3个，大哥胡定庆自告奋勇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，在79师与日军奋战。1941年8月，四明山游击队陈天桥部驻扎在水竹湖村，村人许世炼、后王村王和跃相约一起到该部当兵。许老因年龄小才14岁，被特务连连长辛元龙留在身边任勤务兵。后听老兵讲这支部队的老兵是原79师的人，在与日作战时被打散。没几天，游击队转移到平桥镇上曹村开岩室内驻扎，特务连人不多，才七八十人，许老一直担任辛元龙(甘肃人)上尉连长的勤务兵。时番号改为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，师长陈天桥换成何涤方，每人左胸前挂＂荡寇＂的符号。二三个月后，部队经西坑里急行军至东阳茶场，二天后返回天台，驻扎在平桥镇上陈村。一天夜里接到命令去城西玉湖村攻打投敌的88团。打了两天后88团退往新昌方向，游击队转移到临海的白水洋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大道地内。时辛连长因家事而被撤销了职务，转到第四营营部任服务员，我也跟着辛连长到了四营营部。四营营长陈庆年，湖南人，老婆绍兴人，见我蛮机灵又识几个字，招我为他的勤务兵。又几个月后，辛连长联系到昔日战友罗振中上校（湖南人），在象山＂苏部＂第一大队任大队长。于是辛连长又带许老和王和跃投奔象山该部。＂苏部＂一共才两个大队，许着山连长留在第一大队大队部，我又被新选为罗振中的勤务兵，王和跃安排在第一中队机枪班。一大队大队部驻在象山县石浦的黄公岙村，在象山两年左右，多次偷袭日军据点。曾攻打过石浦、盐仓、县城，攻打石浦这次最危险，另一个天台黄水老乡战死，许老右脸也被弹片击中，鲜血直流。有一天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许老所在部队的驻地黄公岙村被日军突袭。幸一伤兵刚从医院出来，与日军撞到后被日军直接射杀。许老等匆忙边打边撤，总算冲出包围圈，但还是有一名队员被俘，大队长的马匹等都被日军抢走。这一损失令苏本善大为恼火，撤换了第一大队大队长，后任大队长叫葛飞。1944年底，＂苏部＂司令部移居天台县张思村，罗振中也跟到天台，我仍旧担任罗振中的勤务兵。大半年后部队又转移到嵊县谷来村一山谷中，命令兵士造了多个碉堡。日本人投降后进驻绍兴城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寺院里。1946年立夏苏本善部队解散，许老要求回家，务农一生。 一大桌美味佳肴很快便上桌了，当大伙团团围住许老一起吃生日宴时，许老激动的满眼泪花，一个劲叫大伙吃菜。平时多么孤单的老人，连自己生日都忘记了的老人，全身多处患病一直喊随时会去世的老人被大伙的真情感动了。面对羡慕的邻居们，老人显得很自豪．．．今年4月12日，新寻访到平桥镇枫树殿村抗战老兵许万照。许老惟一的儿子早早去世，两个孙子长年在外打工，极少回来看望老人。许老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旧的木结构老房子内，烧饭、洗衣全自己动手。居住在如此黑暗、低矮、潮湿的老房子内，连邻居都极少会进其家门陪他聊天，一年到头极少有人来看望他。10月19日正逢许老生日，红心社小伙伴们又起早忙碌开来，张罗着为老人举办了一个隆重的生日宴。许老家的灶台如此低矮窄小，与叶季全老人的水缸灶有的一拼。红心社众女将不畏艰难，冲洗灶台、到邻居家借锅、洗菜切菜、洗锅刷碗、弯腰俯身炒菜，在稍一转身便会屁股碰屁股的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没有一人抱怨。许老在天台幸存的50位抗战老兵中年纪是最轻的，但抗战故事、与日军面对面做战情节却很多，几经生死，多次负伤，是一位真正久经考验过的抗战老兵。许老头部、手部丶腿步等多次受伤，左手中指被弹片击伤。兄弟3个，大哥胡定庆自告奋勇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，在79师与日军奋战。1941年8月，四明山游击队陈天桥部驻扎在水竹湖村，村人许世炼、后王村王和跃相约一起到该部当兵。许老因年龄小才14岁，被特务连连长辛元龙留在身边任勤务兵。后听老兵讲这支部队的老兵是原79师的人，在与日作战时被打散。没几天，游击队转移到平桥镇上曹村开岩室内驻扎，特务连人不多，才七八十人，许老一直担任辛元龙(甘肃人)上尉连长的勤务兵。时番号改为第三战区挺进第三纵队，师长陈天桥换成何涤方，每人左胸前挂＂荡寇＂的符号。二三个月后，部队经西坑里急行军至东阳茶场，二天后返回天台，驻扎在平桥镇上陈村。一天夜里接到命令去城西玉湖村攻打投敌的88团。打了两天后88团退往新昌方向，游击队转移到临海的白水洋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大道地内。时辛连长因家事而被撤销了职务，转到第四营营部任服务员，我也跟着辛连长到了四营营部。四营营长陈庆年，湖南人，老婆绍兴人，见我蛮机灵又识几个字，招我为他的勤务兵。又几个月后，辛连长联系到昔日战友罗振中上校（湖南人），在象山＂苏部＂第一大队任大队长。于是辛连长又带许老和王和跃投奔象山该部。＂苏部＂一共才两个大队，许着山连长留在第一大队大队部，我又被新选为罗振中的勤务兵，王和跃安排在第一中队机枪班。一大队大队部驻在象山县石浦的黄公岙村，在象山两年左右，多次偷袭日军据点。曾攻打过石浦、盐仓、县城，攻打石浦这次最危险，另一个天台黄水老乡战死，许老右脸也被弹片击中，鲜血直流。有一天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许老所在部队的驻地黄公岙村被日军突袭。幸一伤兵刚从医院出来，与日军撞到后被日军直接射杀。许老等匆忙边打边撤，总算冲出包围圈，但还是有一名队员被俘，大队长的马匹等都被日军抢走。这一损失令苏本善大为恼火，撤换了第一大队大队长，后任大队长叫葛飞。1944年底，＂苏部＂司令部移居天台县张思村，罗振中也跟到天台，我仍旧担任罗振中的勤务兵。大半年后部队又转移到嵊县谷来村一山谷中，命令兵士造了多个碉堡。日本人投降后进驻绍兴城，住在一个很大的寺院里。1946年立夏苏本善部队解散，许老要求回家，务农一生。 一大桌美味佳肴很快便上桌了，当大伙团团围住许老一起吃生日宴时，许老激动的满眼泪花，一个劲叫大伙吃菜。平时多么孤单的老人，连自己生日都忘记了的老人，全身多处患病一直喊随时会去世的老人被大伙的真情感动了。面对羡慕的邻居们，老人显得很自豪．．．
5，姚仁言  生日：农历1920 年11 月22 日
天台县街头镇溪湖村（猫认湖自然村）
老人自述：
1939 年农历正月初八，我自愿报名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。同村的姚方叶在下三府（在临安）部队当班长，回乡探亲时，跟我说起去部队的事，我羡慕的很，就报名参军了。那个时候我刚结婚才十来天（农历12 月27 日结婚）。由保长带队，送到新协乡乡公所，时乡公所驻地在张思村，乡长陈定庆，保长是大溪何村的何德安。当日由乡丁护送到城关孙氏祠堂，当时同去的有六七个人，其他几个是在赌博场被抓壮丁抓来的，他们被关在漆黑的谷仓里。在城关四五天就出发了。在这四五天里，伙食很差，伙夫是岭根来的，我叫他德根叔，他给我锅巴吃，免得我饿肚子。出发时，有父母的都送了许多东西给别的战友吃，我因母亲已经去世，父亲从未到过县城没人送东西给我吃，所以很难过。
接收我们的是温处师管区。我被安排在第五连第二排，只记得排长姓徐。我们先从孙氏祠堂出发，到后司街时等待别的队伍在街上休息了一个多小时。人到齐了才出发。出县城经过白鹤、新昌、嵊县，最后走到丽水（处州），第一夜是宿在一个叫班竹的地方，该村在山脚的。在丽水训练时间不长，大约一个月左右。随后部队调到江山训练，那时一天吃两顿，训练几天后，在一个晚上我们行军到城里直接上火车，到江西上饶住了一宿。连长对我们说，现在离浙江很远了，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下了。结果当晚就有十几人跑路了。于是我们又马上出发，后到萍乡。那时日本人快打到萍乡了，正好99 军92 师到萍乡接兵，我被分配到驻长沙城里的99 军92 师276 团2 营营部，任传令兵。我的任务是送信到团部或者师部、各营营部，部队的任务是守卫长沙城。时间是在1939 年7 月左右，那时日本人打到捞刀河边。
刚到部队，马上就开到湖北通城与日本人作战。我们部队派上火线后，把日本人打退到岳阳。1939 年9 月广西南宁被日本人占领，白崇禧指名要99 军到广西去增援。白崇禧向我们保证说夺下南宁，每人每月米金( 相当与粮饷吧) 加二元钱。那时上等兵每个月才发一元八角钱。我们连夜行军，只记得到桂林过去一点，第二天就和日本人打了一仗，我们打了胜仗。日本人退到南宁，我们乘胜追击到离南宁10 里路的一座大山。进也进不了，退也退不了，就一直守在山上，到第二年农历2 月1 日左右，敌人兵力补充足了，开始反攻我们。那仗打得惨，连路都看不到，部队守不住，一直撤退到原来进攻的地方。99 军3 个师的人只有1 个师退回长沙，有2 个师的人被打死打散。
在广西，我仍担任营部传令兵，每天送信。没有向导，长官只按地图简单比划一下，或者告知大体方位就叫我去送信。山上到处都是腐烂了的尸体，踩上很臭我都不知道。有一次晚上，在山上的一山厂里，有灯亮着，我去敲门，里面灯马上熄灭了。我解释了好久才开门，推门进去说我太臭，主人带我去洗后才进屋。后来多亏他帮忙把我带到团部。还有一次送完信，返回营部途中，我远远地看见营部门口有一匹红色的高头大马。营长的马是灰白色的，我马上知道是日本人占领了。我立即返身躲进山里，不想背后山弯里又有日本人的军车开进来。我又急忙滚进旁边的山沟，向前跑去。没想到日本又向山沟开来，我跑到最里面，没有路了，前面只有一个山厂。我机智的滚到一个山坡的小山洞里，找来一捆荆棘挡在洞口，我躲在山洞里，幸好里面还有红薯。日本人就住在山厂里，三天三夜，我就靠吃红薯度日。那时我带有木壳枪和手榴弹，心想日本人要是打进来，我就拉手榴弹和他们拼了。那几天，只听到猪、鸡的嘶叫声，日本人杀了猪，只拣好东西吃，剩下的都扔掉。三天后日本人退走，我跑出去找了点猪肉什么的烧了吃。那时又碰到一个战友也是传令兵，第二天两人一起结伴走到营部。营部就驻扎在对面山头上，营长还以为我牺牲了，他说看见我往山厂跑，以为我已被日本人杀了。没多久，部队因为伤亡惨重调到湖南衡阳补充兵源。我们住在衡山山脚的一个南岳庙里，南岳庙有好几个。第2 营营部和机关枪连都住在这个庙里。庙里的和尚叫梁师傅，湖南人，是个共产党员。副营长的勤务兵知道他是共产党员，说他是新四军，跟营长汇报。营长说明天把他送监狱里去。我马上跑去告诉他，他当晚就跑了，那时我们叫新四军为老四。
1940 年3 月，部队返回长沙，在武宁县，太阳山、九宫山都在附近。军部就驻扎在那里。那里有温泉，记得有一个地方叫温塘，军长专门有一个小温泉，自己一个人洗。水很烫，我们也常在别的温泉里洗澡。有一次，遇见军长，军长对我说：“ 小鬼，对面有日本人，不能过去的。”
我参加三次长沙会战，每次都是在中秋节左右。第二次打到唠叨河，中国人自己烧了长沙城。第二次日本人打进城里，在城里住了三天，我们退上岳麓山，隔河每天用炮打进城，高射炮、平射炮、迫击炮。1941 年也是上岳麓山，也守住了。第四次日本人没打长沙，只是包围了长沙。我们部队守洞庭湖，部队失散了。
在洞庭湖一年左右，因我会讲衡阳话和长沙话，我被调到便衣队，主要调查路线，探听日本人的消息。那时正值老百姓种田时节，我带了木壳手枪。回来的路上，远远见到两个日本人朝我走来，我赶忙走到田里，弯腰种田，把枪顺着裤脚溜到田里。日本人把我叫上岸盘问我，幸亏老百姓说我是本地人，日本人才叫我回去种田。后来把枪找回来洗了好久。又一年左右部队调往衡阳，我是上士班长，营长叫我下连队。我不愿意下连队，营长说你不能一辈子当传令兵。营长便把我保送到四川成都一个军官学校学习。这个学校必须是上士才有资格去学习，回来只能当排长、连长。教官有施德阳上校、唐志石上校，两人都是四川人。每天按步兵操典出操训练以及到讲学堂里学习。一年里没有出过校门，当时同去的还有一个温州平阳的廖有卿，都是没有文化的。我在家里没有念过书，营部文书用砖头砌成一个方框，里面倒满沙子。文书写了字教我们，大家都学习的。一年后毕业回到营部，任少尉服务员。（服务员：在营部叫服务员，下到连队叫排长，连长必须是上尉。老人特别强调的）
在洞庭湖时，276 团整团人被打散，只剩下我们第2 营。又一年左右，准备去找团部，经过保庆时，没有军粮了，当地保庆县府的人说我们投靠日本人，不给我们粮饷。我们营长说不给我们粮就打下保庆，他们才给我们粮食。在那里我生病住在41 后方医院里。那里有几个天台人，就把我编进该医院担任少尉看护员。在医院管号子，哪间什么号，一个少尉看护员管三个号子，一个号子一个房间，一个房间大概十几个伤兵。床是铺在地上的，中央铺床两边走人。看护兵负责伤兵（二等兵一粒星，一等兵二粒星，上等兵三粒星，当兵的没有杠）。
后来叫我到贵州天柱县接收伤兵，没多久41 后方医院也撤退到天柱，直到1946 年回来。1946 年6 月1 日，奉后勤司令部命令，解散后方医院，给我发了复员证，六个月的粮食及到杭州的路费，我一路走，走了57 天，回到天台老家，务农至今。
家庭状况：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。大儿子和二女儿在新昌打工，做小手艺。去年9 月初五，二儿子电瓶车开摔倒，肋骨骨折不能干重活。小女儿是残疾人，精神分裂，眼睛看不见，是全村最贫困的。老人没有任何补助。因家里没人烧饭，现在老人住在新昌开早点店的女儿处。 以下是姚老几年前自己写的希望得到政府补助的申请书，我原文摘录过来。 我是天台县街头镇溪湖村（猫认湖自然村）姚仁言，本人1920年出生，今年91岁。我于1939年农历正月初八被抓壮丁，参加天台抗战志愿兵团，经江山，入部队参军。我所在部队番号是：第九战区九十九军，九十二师二七六团第二营。在部队我从通信兵干起，后来是上尉服务员，上尉看护员。直到1946年退伍回家，我在战场上渡过了将近8年。我在部队的经历如下：
1939年8月份，我参加在长沙第一次同日本人作战。
1939年10月份在广西南宁、桂林同日本人作战。
1940年3月份在广西的一场作战中，我所在部队官兵大多数牺牲了。同支部队的天台人就剩我一个人。
1940年8月份，在长沙作战。
1941年，在江西南昌、武宁、太阳山、九宫山、温塘一带同日本人作战。
1941年8月，在长沙同日本人作战。
1942年10月份，我到四川军官学校学习了一年，学校在成都。一年后回到营部，任上尉服务员。
1943年8月中秋期间，在长沙同日本人作战。
1943年10月因病在贵州天柱县四十一后方医院治疗。
1944年我部队在天柱县一带同日本人作战
1945年在贵州天柱县四十一后方医院养病，同时任上尉看护员
1946年6月1日，我部队奉后勤司令部命令，解散后方医院，给我发了复员证，六个月的粮食及到杭州的路费，我一路走，走了57天，回到天台老家，务农至今。
和我一道复员还乡的，还有仙居县双港村的陈梅富，新昌县马大王村的吕银岳，天台县坦头村陈孝法等人，我们四人结伴，同吃同睡，历尽辛苦回了家。
我当年的长官名字，我记得的有：第九军区司令薛岳，99军军长傅云芳，萧山人；92师师长梁海明；276团团长名字忘了，他是广东人；第二营营长是贵州遵义人，叫李旭明。
1985年我因家中失火，当年部队颁发的退伍证被烧毁了，但我有二枚“军功章”可以证明我在1939—1946年曾在部队服役作战，历尽艰难困苦，为中华民族民众自由，不屈于日本帝国主义而付出我个人的青春热血。
我的妻子很早就过世了，那时她才48岁。我有二子二女，原本在天台老家住着。现在，我年纪大了，又有椎肩盘突出，一人在家行动不便，二女儿在新昌开饭馆，吃住方便，就把我接到她家住。我希望政府承认我们这些打过日本人的老兵，给我们应有的待遇。
6，叶宝洲 又名叶芝芳，93岁
农历生日：3月19日
住址：龙溪乡岩塔下村
老人自述：
我9岁读私塾，12岁读小学，15岁考入天台中学，读了两年，日本人飞机轰炸了天台中学校舍，学校被迫停课，我也肄业在家。当时要抽壮丁，幸亏我爷爷担任天柱乡乡长，在他的安排下，我被分配到龙溪乡警备班当警卫员，实际就是负责抓壮丁的。不久调到天台县县党部所属的便衣组工作，便衣组主要任务是在城区（西门里、茶馆门口等地）探听消息，探听是否有汉奸等。时县党委书记是王定锐，正好诸暨便衣组陈志赢到天台县党部来探听情报（时诸暨已被日本人侵占），王定锐便派我和黄水村的叶先承跟随陈志赢到嵊县去探听消息。一路上，我们凭着两条腿翻山越岭，经新昌至嵊县，再到诸暨。由于日本人的大肆侵入，老百姓基本跑完了，村子里空荡荡的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户人家，老俩口年迈跑不动，只好躲在家里，他们告诉我诸暨县城已经沦陷，县政府也搬迁到小东乡一个叫天叉罗的地方。探听到这点最有价值的信息后，我们就返回天台，将这一情况向王定锐报告。
没多久，天台县抗日委员会军事人员干部训练班成立，学员大约有100多人，我也被推荐到该训练班学习，驻地在县城四方堂一个大祠堂里。每天起床就跑步（称早操），跑到国清寺后返回，洗漱再吃早饭，然后上**课，内容都是有关宣传抗日的内容。训练毕业时，放在大西乡塘下谢村（现属平桥镇）的大操场上搞大检阅，当时好多领导到场检阅。毕业后，各学员都分配到天台各乡镇任职，主要工作是负责宣传抗日、搞民兵训练、办民校。我分到天柱乡，每天到各村去宣传抗日知识、贴标语、结草帽、做布鞋（支援前方部队）、组织妇女、民兵到祠堂一起学习、唱歌。我还专门负责教抗日歌，印象较深的几首是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路歌》（即筑路歌）等，有一首歌名记不起来，但整首歌词到现在还记得：
同胞们！快快醒，“五卅”惨案好伤心，妄杀我同胞，欺侮我血肉，再要猖狂再要侵略真可恨，愿大家努力齐心，把日本鬼子赶出境。
日本人侵占金华后，浙东行署搬迁到天台县街头镇。为了负责整个行署工作人员的安全，浙东行署组织了一个特务大队，大队有100多个兵，每人都配备一把中正式步枪，穿的是草绿色军装，胸前贴有利民符号，驻地在街头镇扁灯村，行署主任姓杜，特务大队大队长金惠民。一年左右吧，日本人投降，杜主任对我们说：日本人到临海了，我们得马上出发去保卫县城。我们赶到县城内的县前地方，已找不到一个老百姓，都跑光了。于是我们沿县前巷、莪园到滩岭，我们的任务是镇守住天台南大门的滩岭街，并放步哨到滩岭外，我也曾放过步哨。没想到日本人从东乡鸡笼石方向过来，他们一过山岗，朝天放了两小钢炮。金惠民听到炮声，叫我们赶紧撤退，退到玉湖村，当晚就宿在玉湖村。第二天听人说日本人退走了，我们也回到了街头镇扁灯村的驻地。特务大队军书姓张，我将枪和子弹交给他，并向他请假说：日本人投降了，我不愿再当兵担惊受怕，我要请假去街头一趟。到街头后，我就跑回了家。5天后，浙东行署撤退到温州，那时街头到温州必经天柱岭，路过我家时，我爷爷接待了他们，金惠民还问我愿不愿跟他去当兵，我一口回绝了他，之后便一直在家。
解放后，我因这段经历被判了10年刑，要不是我爷爷已经去世，肯定得枪毙。先是送到苏北建设农场（灌溉总渠）改造，后又送到东北平齐线江桥站613信箱3133号满达作业队服刑，69年10月才回到天台。在监狱里我因表现好，终于摘掉了帽子，没想到刚回到家，被搜出监狱发给我的800元钱（都是我这么多年省下来的，我一分一厘都记得清清楚楚），他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又重新给我戴上帽子，每天批斗，吃尽苦头。
老人只有一个儿子，现和儿子住在一起，儿子靠种田地为生，老人闲着没事，坐在家里穿木珠，挣点零用钱补贴家用，庆幸的是老人身体很好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手脚活络。92岁的老人还这么好身体，真是少见。老人没有任何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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